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：呼吁删除离婚冷静期条款

但是，离婚事件当事人均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，有权决定自己的婚姻是否继续。法律不应以极少数冲动离婚的案例为由，强制全体离婚当事人承担额外成本。1950年的婚姻法确立了“无过错离婚原则”及宪法规定的婚姻自由权，均强调结婚与离婚自由是公民基本权利。强制设置冷静期，实质上是对公民自我负责能力的剥夺，背离婚姻自由原则。

法律若以少数人问题一刀切限制全体，既无必要，亦不公平。即便存在冲动离婚，事后仍可通过复婚途径解决，无需以牺牲多数人权益为代价。

南方周末：有观点认为，离婚冷静期制度与当事人是否享有离婚自由权利并不冲突，当事人如感情确已破裂，既可以依法申请协议离婚登记，也可以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离婚。

蒋胜男：对。但你要知道，协议离婚时，两个人只需到民政局就可以了。但如果是诉讼离婚，第一次起诉时，法院通常不会判离，除非经过二次审理。等到第二次审理时，双方当事人可能已经在法律程序中拉扯一两年了。

本来在离婚案件中，冷暴力、家暴、虐待等情形屡见不鲜，一两年的诉讼过程可能会让本可以好聚好散的关系变得更不和谐。

实际上，离婚冷静期期间，很多不必要的争议和冲突也加剧了。比如，全国妇联统计显示，2022年超60%家暴受害者在冷静期内遭遇暴力升级。更极端的，有人在冷静期第13天当街杀害妻子，暴露冷静期对弱势群体的潜在危害。

南方周末：除了家暴外，离婚冷静期对弱势一方带来什么问题？

蒋胜男：冷静期可能被滥用为转移财产、伪造债务的窗口，加剧弱势方困境。法律未明确保障措施，导致弱势群体权益进一步受损。离婚程序延宕不仅影响当事人生活，更可能激化矛盾，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。

诉讼离婚占比升高

南方周末：你之前提到，这些年一直有人找你来反映离婚冷静期的问题，他们都是已婚人士？

蒋胜男：有很多是未婚的女孩子，她们会觉得这成了要不要踏入婚姻的一个顾虑。

任何一种关系模式，如果只有顺畅的进入机制，没有顺畅的退出机制，都会影响人们选择进入的意愿，让人们变得谨慎。结婚也同样如此。当离婚的成本变高，变成不能说离就离，而是经历一个月离婚冷静期的拷问才能离时，对于那些想要步入婚姻的人们来说，无疑增加了其望而却步的可能。

南方周末：那么，离婚冷静期真的降低离婚率了吗？

蒋胜男：根据2024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，我国从2021年实施“离婚冷静期”以来，协议离婚占比从2020年的86.1%降至2023年的71.94%。

南方周末：看上去降低了。

蒋胜男：看上去似乎达到了降低离婚率的结果，但这并非是真的达到“黏合婚姻”的效果。但与此同时，诉讼离婚占比则从13.9%升至28.06%。

而且离婚率也不是单一的数字，它需要和结婚率、生育率一起综合考虑。离婚冷静期出台前后的结婚率，2017年到2019年分别是7.7‰、7.2‰、6.7‰，而2020年到2024年则为5.8‰、5.4‰、4.8‰、5.4‰、4.3‰。虽然2020年到2022年这三年的下降可以归咎于疫情。但在2023年，疫情后报复性反弹仍然只有5.4‰，而到了2024年，结婚率继续下降至4.3‰。总和生育率亦从2017年的1.6左右降至2023年的1.02，虽然于2024年略有反弹，但主要受疫情后补偿性结婚导致的补偿性生育和龙年偏好影响。（编者注：总和生育率指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。）

从2021年民法典草案发布到正式颁布以来的结婚率、生育率走向来看，虽然离婚冷静期从行政手段上似乎让协议离婚减少了，却导致了诉讼离婚的升高和挡不住结婚率、生育率的持续走低。

以往的建议得到了回馈

南方周末：除了删除“离婚冷静期”条款外，还有其他的方式能让大家更安心地进入婚姻吗？

蒋胜男：有很多，比如落实8小时工作制、消除35岁职业歧视，这些才是核心问题。离婚冷静期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，但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为什么年轻人不结婚、不生孩子。

其中一个原因就是“996”工作制，它非常妨碍我们的再生产。如果夫妻双方都是“996”，那他们基本上没有时间去生育和养育孩子，这就导致了生育意义上的“再生产”消失了。其次，他们工作到很晚，甚至周六也要工作，导致没有时间进行家庭团聚、旅游或其他社交活动，甚至连去公园散步、逛街的时间都没有，这样一来，消费和社会互动的再生产也被“996”所消灭。

此外，“996”还压缩了个人的学习和思考时间，这让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创新和提升自己。在这样一个万众创业的时代，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也被扼杀了。所以，我认为“996”工作制从三重意义上扼杀了再生产的能力：一是生育和养育的再生产，二是消费和社会互动的再生产，三是创新和个人提升的再生产。

而35岁职业歧视也让很多人不敢结婚、生孩子，因为他们担心在职业上被边缘化。

生育率和结婚率下降的根本原因，正是这些社会和职业环境的问题。如果这些问题无法改变，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考虑删除离婚冷静期的条款，让人们在结婚和生孩子时感到更有安全感。毕竟，进得去就容易出来，但如果进入婚姻的门槛太高，最终选择结婚的人就会少。

南方周末：加强8小时工作制执行的监督、取消公务员考试35岁以下年龄限制，这些都是你往年履职时提的建议或提案，有收到什么反馈吗？

蒋胜男：这些年来，确实得到了很多回馈，尤其是关于35岁职业歧视的问题。疫情之后，很多人反映，35岁在就业市场上遇到困难，尤其是换工作时，35岁就成为了一个“瓶颈”。因此，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并把突破点放在了35岁这个年龄段。

我在2022年提出放宽公务员的35岁年龄限制。经过这几年的努力，虽然不能一下子全部放开，但一些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已经开始有所行动。我也注意到，一些地方和专业的年龄限制已经放宽到40岁了。

基层公务员的减负工作也在逐步进行。比如，我2024年提出建议后，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很多减负政策。很多基层公务员告诉我，原来需要在一些网站上打卡学习，现在已经取消了，而且每天必须上传美篇、填表等任务也减少了很多，确实有了一些积极的变化。最后，我还是希望大家能一如既往地关注“996”的问题。

编辑：陈睿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