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：建议农民基础养老金提至最低300元

南都：你为这个事情做了哪些调研？这笔养老金对农民生活有怎样影响？

赵冬苓：我通过多个渠道作调研。我比较了解农村生活，我的婆家来自农村，老人对于每月收到100多元的养老金很感动，但生活依然节俭。例如我公公很喜欢赶集却不舍得买东西，有时候赶集半天只舍得买一把韭菜。我认识的家政阿姨，她也家在农村，以前每月养老金仅80多块钱。此外，我主要通过在网上找资料、征求学者意见来获取更多数据。

从这些调研来看，100多块钱养老金无法为农民群体提供安全感，这笔钱在农村生活中起的作用有限，农民在日常开销上非常谨慎。对于粮食自给的农民来说，300块可以应付不少日常开销，当然500元能提供更多安全感，让农民更体面更有尊严地生活。

南都：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到什么标准比较合适？以什么作为参考依据呢？

赵冬苓：我认为第一步至少要提高到300元。目前，农民基础养老金远低于各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。如果能逐步提升至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更理想，但考虑到1.3亿60岁以上农民的养老需求，财政压力较大，300元是一个相对务实的标准。

南都：目前各省农民基础养老金差异很大，有必要统一全国标准吗？

赵冬苓：统一全国农民基础养老金的难度较大，但可以设立最低标准，比如第一步提高到300元，并允许各地根据情况上浮，但不得低于该标准。目前全国平均143元，上海高达1400多元，这种差距需要逐步缩小。

早在2017年，国家就提出要统一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，但进展较慢，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及“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”，我认为应该加快步伐。

南都：农民基础养老金和城镇职工基础养老金相比，差距很大，你怎么看？

赵冬苓：目前城镇职工基础养老金水平达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水平，而农民仅几百元，差距悬殊。这种差距是历史形成的，农民没有单位职工的养老福利，政府和企业不会替他们缴纳养老保险，完全依靠个人积累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，我们应逐步缩小这一差距，实现共同富裕。

南都：如果要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，钱从哪儿来，谁来承担？

赵冬苓：过去中国存在巨大的“工农剪刀差”，农民曾通过缴纳农业税为国家做出贡献，政府也长期以低价向农民征地再高价售出，这部分收益应当部分回馈农民，所以应由财政承担基础养老金的提升。

而且相比城镇养老金，提高农民养老金对促进消费、扩大内需的效果更显著。中国有1.3亿农村60岁以上老人，消费能力有限，若适当提高养老金，不仅能改善他们的生活，也能促进经济增长。

采写：南都记者黄莉玲 宋承翰 发自北京

南都全国两会报道组